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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国民性中

发布时间:2020-11-20 16:46:50
儒家思想与“国民性” (中) 荆培运满涛总起来看,我们是这样的一群:勤俭坚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然法则是刚性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儒家深知并一再强调这一点。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四季分明,疏松的黄土用木质农具就可以耕耘,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类文明最早总是发育在温带冲积平原上,因为在金属工具普遍使用之前,木质和石质农具对付不了硬性或粘性土壤。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农耕文明最先发达,也符合这一规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讨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行为,宰予昼寝,被孔子骂作“朽木不可雕”。是的,人可以偷懒,胃是不肯偷懒的,所以必须“勤”,农民就要多打粮食、工人就要造好器械、商人就要贸通有无、士子就要勤学苦练……这叫“从素”,就是干好本职的意思;就算是“天子”,每天都有一摊子事,完不成,也不能撒手去睡大觉。这方面儒家推送了不少楷模,他们从我们中来,身边人做身边事,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大禹,当时洪水凶猛,人家机灵人(例如诺亚)一看势头不对,坐方舟跑了。大禹不跑,硬是带领我们的祖先把洪水给治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们早已习惯于“天明即起”、“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胼手砥足于陇亩作坊之间,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读书学习——经济学家们可以去统计,在“加班”这方面,全世界范围内,有谁能跟我们相比?“腾飞”是亿万人民勤劳的汗水浇灌出的果实——我们身上这种将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精神,正是复兴的“秘诀”(也是儒家文化“二把刀”日韩新“暴富”的“秘诀”——因为要“脱亚”,人家不便承认,我们也别勉强)。不靠这个“秘诀”,我们怎么可能从“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代名词”成长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除了祭祀,儒家什么都主张“俭”(当然不是墨家那种苦行僧式的俭)。周公在《尚书》里面,就一再告诫我们要“知稼穑之艰难”“惟土物爱(珍惜粮食)”;孔子本人非常崇敬“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的大禹,主张“节用”“宁俭勿奢”。《左传》说得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我们生存条件有限,不精打细算怎么过得下去?另一方面,这也是儒家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俭以养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惟艰。经济学家也可以去统计,就储蓄率而言,谁能高过我们中国人!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必不可少的金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腾飞也是不可能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儒家告诉我们“穷则变,变则通”,在逆境中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我们一向饱经忧患,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更是尽人皆欺,一般民族可能就此一蹶不振,我们却殚精竭虑“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在逆境中,我们考虑的,还是怎么超越别人!如“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所见,我们的脑袋里竟还有“神明华胄”的优越感!大员建路矿,状元办棉厂……抗战初期,鉴于中日两国综合国力悬殊,外人不相信我们能战胜日军。事实却是:国共合作打败了侵略者。自助者天助之。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搞出了两弹一星!这一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应归功于我们秉承的坚忍不拔的儒家文化基因。得其利者必受其弊,我们本来就觉得“人”了不起,儒家又从而强调人的作用,这让我们觉得“人”无所不能,对人的过度信赖,使我们对宗教的和法的东西重视不够,有时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拒止宗教,我们受益匪浅;忽视法治,我们受害尤深。一个过于世俗的民族,不信宗教,不畏神灵,特别需要严密的法律约束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正视这与生俱来的缺陷,克服重视人治忽视法治的痼疾,这是走出历史循环的唯一途径。有平均主义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我们的信条,但并非主观偏好,而是生存环境逼出的诉求。由于气候、人口、生产力等方面的原因,不平均我们就没法“过”下去。连老子这样的“淡漠翁”,都忍不住嘟囔:“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何况儒家。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我们自古就不落后,因为我们既不愚笨又很勤劳;但在气候和人口方面,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气候方面: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同纬度最寒冷的地区,现代一月份平均气温,黑龙江省的呼玛比同纬度的英国伦敦、广西桂林比美国迈阿密,分别低摄氏30度和10多度。寒冷的气候,决定了我们谋生的难度远大于人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只能喝免费的西北风。不用说“放下”,不用说“无为”,连偷懒我们都不敢!获取生活资料如此艰难,我们人口又最多。人口密度越大,兼并空间就越小,一旦出现兼并问题,大部分人活不下去,只好造反,重新平均;造反,人少了不行,容易被镇压,人多了,轻而易举地就能推翻兼并者,我们正好不缺人——自从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颁行,到清朝末期,我们已突破四亿大关!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多由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战争来完成,奥秘就在这里。所以,历朝历代,都绞尽脑汁处理“不均”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和”了;处理不好,就玉石俱焚。我们从本质上不愿接受“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统治,原因就在于此。从孔子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一直重复“平均”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人多食少,平均是我们唯一可行的“过法”。假如我们也有北美那十几亿英亩“无主”的土地,谁还在乎平均不平均呢!美国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规定:每户无代价分配160英亩(约960亩)土地,只要交一点点税,便可使用五年。相比之下,我们的“田园理想之歌”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而且大多数时段还是“梦幻曲”。寒碜不是?谁叫我们不爱抢来!假如郑和也跟哥伦布们一样,每到“新世界”一地,就晃着佩剑宣布这是他效忠的某位君主的领土,以大明舰队的实力,还有什么“发现”不到手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潮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与儒家平均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表现,后者是小生产者的基本诉求。但问题在于,在一个没有经历过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度,在小农的汪洋大海里,我们自然而然地从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去理解并体现我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对此类危险倾向,革命领袖有着清醒的认识,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一九四八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然而不管怎样,我们的平均主义思想,事实上还是“热情过度”地跑在前头,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某种“铺垫”,尽管这种“铺垫”更多是一种扭曲。例如,不少人就将“公有”理解为“大锅饭”。人均生活资料的匮乏,导致平均主义盛行,也必然导致私人占有欲望畸形膨胀——救命的“稻草”本来就稀缺,只有拼命抓住眼前的几根,才能活下去,饥饿者最饕餮。所以,尽管现在我们已经进城,成了“市民”,由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历史进程的短浅,实质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思考问题还是十足的小农方式。这种畸形膨胀的私有欲望,常常使我们分不清职责和利益,或者干脆将职责视为出产私利的“一亩三分地”。说真的,我们这些普通透顶的人也许连“朕”这个字都不认识,但我们在自己那条块分割的“一亩三分地”上说“我”的时候,也就相当于说“朕”。这种小生产者痼疾、小农痼疾,若不以法根治,极易发散成整个社会的痼疾。信奉中庸之道。经济领域里的平均主义倾向,决定了中庸之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地位。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和印度佛教思想中。导师当时没有注意到:老子的学说已然体现了辩证法;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中国式的辩证法。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箴言”;它不注重逻辑推理,只是把某种“结晶”直接呈现给人们。这是我们的“理论偏好”,我们这些俗人不喜欢抽象的思辨,我们那佶屈聱牙的书面语——古代汉语,也缺乏思辨的功能,这只要看看公孙龙是如何把逻辑学弄成“绕口令”就明白了。从子思开始,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将孔子的学说“理论化”,但无一人获得成功。不管理论素养如何,他们无一例外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古代汉语无法严密地表述哲学和科学问题。在这种“理论化”的尝试中,也是在迎合统治者花样翻新的需求的调整中,所谓“儒家思想”变得“连亲妈都不认识”。并非只有儒家会碰到这类问题,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一文中这样写道: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假如孔子得知其博大精深的学说被归结为“性善”“性恶”或“天理”,他一定拒绝承认是这样的“儒家”!总之,由于古代汉语的这种局限,儒家无法用思辨的形式来表述它的辩证法,只能以“箴言”的形式表述。“过犹不及”,“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穷则变、变则通”,一句话:中庸之道,就是儒家的辩证法,是我们接受唯物辩证法启迪之前奉行不悖的粗糙但实用的中国式辩证法。(未完待续) 新闻推荐先锋系创始人张振新异国身亡,百亿资产窟窿难填记者|郝昕瑶编辑|10月5日深夜,先锋集团公告,集团董事长、网信集团实际控制人张振新因多脏器衰竭、酒精依赖、急性胰腺炎,经...沈阳去哪里看白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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